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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体现了消费升级的规律，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更高、对居民收入变化更为敏感，需要更稳定的收入增长支持。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最基础的影响因素，但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受收入影响的程度不同。当居民收入水平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后，消费重心会从商品消费转向改善型特征更为明显的服务消费。服务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文旅娱乐满足精神享受需求，教育培训满足自我提升需求，医疗保健满足生命质量提升需求。这些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普遍大于1，意味着收入每增长1%，服务消费可能增长1%以上。相应地，当收入增速放缓或预期不稳时，居民往往首先削减的是服务消费支出，服务消费放缓速度会大于收入变化。

　　第二，服务消费具有供需同步性，需要更多闲暇时间，易受休息休假制度影响。服务消费供给过程和消费过程必须同步进行，这是区别于商品消费的最直接特征。与商品可以先生产后消费不同，服务的生产即消费，消费即生产，任何时间上的错配都会导致服务价值的丧失。这种同步性特征使得服务消费更加依赖于消费者的闲暇时间。现代社会中，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往往集中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如周末的娱乐消费、假期的旅游消费、下班后的餐饮消费等。因此，休假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服务消费的释放空间。标准工作时间、带薪休假等现有制度的落实以及法定节假日的合理安排，都是激发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三，服务消费更依赖于人口集聚，需要更家庭化的消费场景。人口越集中、城市能级越高，服务消费的需求越多元，服务消费供给会越充分、质量越高。一方面，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需要足够的消费人群支撑，高质量的医院、专业的文化休闲场所、优质的家政服务，都需要相当规模的人口基数才能维持运营；另一方面，人口集中的高能级城市往往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丰富的人力资源、更活跃的创新环境，是高质量服务供给的基础。同时，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服务消费具有明显的家庭化特征，流动人口如果与家庭分离，其在工作地的服务消费意愿会十分受限。所以，推动流动人口实现家庭随迁，使人口进一步集聚，对服务消费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服务更难实现标准化复制和远距离传输，对供给能力的要求更高。商品生产可以实现高度标准化、规模化制造，并通过现代物流体系实现远距离配送。但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等特点决定了其难以像商品一样实现完全标准化。服务质量取决于服务提供者的专业水平、沟通能力、服务态度等人力资本要素。这种特性要求各类服务行业有更完善的市场准入和行业规范体系，并对各地区的服务供给能力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充足的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更需要高素质的服务人才队伍。

　　一是服务消费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更弱、消费上限更高，同时服务业的吸纳就业能力突出，是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的重要抓手。商品消费多以满足生理和功能性需求为主，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快，例如居民不会在短时间内重复购买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而服务消费更强调精神、情感和体验层面的满足，边际递减效应弱，具有持续升级和反复投入的特性。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使得服务消费可以成为支撑消费扩容和改善的重要动力源。同时，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突出，2024年，我国服务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48.8%，显著高于第一产业（22.2%）和第二产业（29.0%）。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可能走弱。促进服务消费发展对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稳定就业形势、保障民生底线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服务消费契合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且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服务消费的发展有利于满足居民消费结构从商品到服务的升级趋势，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优质的教育服务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增强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能力；丰富的文化体育服务能够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全面发展。所以，提高全体居民的服务消费水平，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社会个体更加平等地参与收入分配。这是民生福祉改善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

　　在统计核算中，各经济体一般基于联合国制定的《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COICOP）将居民消费分类统计。我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始于2013年）中包括服务性消费在内的各类消费也基于COICOP进行分类，其中服务性消费涵盖餐饮服务、衣着鞋类加工服务、居住服务、家庭服务、交通通信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但未直接完整公布各类服务消费的具体数值）。这一调查数据同时成为我国GDP核算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核算的主要基础，本文亦基于住户调查数据分析服务消费现状。

　　但在2020年居民消费受到了较大的外生冲击后，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20年之前的趋势水平，恢复进度显著慢于商品消费。通过对2013-2019年的服务和商品消费值进行HP滤波处理得到趋势值，并基于这一趋势值线年的趋势值，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两者的差异。2020-2024年，商品消费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和更快的恢复速度。2020年，居民人均商品消费为1.21万元，仅较趋势值低了1.3%，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更为重要的是，商品消费的恢复速度很快，到2021年就已经恢复到了趋势水平之上。2022-2024年期间，商品消费始终保持在趋势值以上，均较趋势值高约3个百分点，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住房自有率较高（超70%），居民通过自有房为自身提供的居住服务是住房服务消费的主体，自有住房的服务价值要通过核算自有房的折算租金体现。但2024年之前住户调查数据，主要是通过自有住房的建造成本核算自住房租金，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自有住房的服务价值。如果采用国际上更为广泛采用的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核算方法（更多体现自住房的市场价值），我国居住服务消费将会有显著提高，住房服务消费占比会更高、住房以外的服务消费占比会更低。

　　第二，餐饮服务占比增幅较高，医疗服务占比略有提升，包含旅馆住宿、养老、金融服务在内的“其他服务”占比不足3%，家庭服务占比极低。餐饮服务消费指居民在家庭以外的餐馆等服务场所支付的饮食支出，其占服务消费比重在2023年达到15.7%，较2019年、2013年分别提高了2.2个和3.4个百分点。医疗服务2023年占比为14.9%，较2019年小幅提升了0.8个百分点。“其他服务”则包括了旅馆住宿、美容美发、社会保护（含养老、慈善救助等）和金融服务，涵盖范围很广但占比却只有2.9%。家庭服务主要为保姆、保洁等家政服务，占比极低，2023年只有0.7%。

　　比较各类服务消费的增速变化也可见：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服务在2019年之后的增速降幅最大。2019年之后，各类服务消费的增长速度都出现下降。其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服务2020-2023年的平均增速只有3.4%，较2014-2019年期间的平均增速下降了8.2个百分点，在各类服务消费中降幅最大。餐饮服务降幅最低（3.7个百分点），住房、医疗、家庭和其他服务的降幅分别为5.5、4.5、5.4和3.9个百分点。

　　近年来，多数城市在加快取消或放松落户限制，城区3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已经基本取消（70个大中城市以外的城市基本属于此列）。城市流动人口基本集中在70个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二线个大中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约3亿人，城区城镇户籍人口2.05亿人，即70个大中城市的城区流动人口合计近1亿，占297个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近85%。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的城区流动人口约为3500万人，31个二线万人。一、二线万流动人口，是目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难点。

　　这种与家庭的分离状态严重制约了流动人口的服务消费需求，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流动人口家庭成员随迁至常住地，在常住地无障碍地享受入学教育、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等各项权利。例如，由于家庭成员不在身边，流动人口对本地教育服务的需求较低；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家政服务、社区服务的需求也相对有限。只有当流动人口能够以家庭形式在城市中稳定居住时，他们对各类服务消费的需求才会显著增加，这不仅包括基本的生活服务，还包括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的服务需求。

　　养老服务方面，养老床位稳步增长但总体供给量仍显短缺，同时空置率较高，或反映服务质量和可接受度有待提高。据民政部数据，2023年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床位数达到517万张，同年65岁以上老人为2.2亿人，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床位数为24张。而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数据，美国2020年取得执照的养老床位数为160万张，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床位数为29张；日本2021年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的照护机构床位数约101万张，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床位约28张。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中，我国养老床位总体供给量仍略显短缺。

　　旅游住宿方面，也存在公共设施和服务配套不足、服务质量不均衡、服务同质化等短板。如前所述，旅游住宿与养老、照护、金融等服务在统计上都被归入“其他服务”，但2023年居民人均“其他服务”现金消费仅357元，占服务消费比重不足3%。部分中小城市、乡村旅游点交通接驳不畅，数字化设施、无障碍设施建设滞后，影响游客体验。旅游、住宿业标准化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个性化、精细化服务能力不足。高品质度假产品、文化体验产品、康养旅游产品等细分市场供给相对薄弱，同质化竞争激烈，难以匹配消费升级需求。

　　第一，需求端刺激消费的政策转向服务消费，推动“以旧换新”政策从商品补贴逐步转向服务消费补贴。2023年以来，财政政策积极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等消费品消费获得了较好支持。但考虑到目前政策支持的耐用消费品使用周期较长，可能已经透支了一部分未来的耐用品需求。下一步继续提振消费，应侧重于收入弹性更高的服务消费，这些消费正是当前拖累整体消费的主要部分，消费券、消费补贴等鼓励消费的手段应注意向服务消费倾斜，以获取更大的政策效果。

　　第二，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增加国资上缴财政并专项用于提高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缩小与城镇职工的差距，降低其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当前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养老待遇差距较大，虽有缴费因素，但二者的财政补贴力度也有差别。应着力缩小两类社保参保人员的财政补贴差距，如果将城乡居民养老金中的月均财政补贴（约180元），提高到城镇职工所享受补贴的70%水平（约560元），则需要的资金规模约8000亿元。可加大国资上缴财政力度再专项补贴城乡居民养老金，提高社保体系均等化水平，降低居民尤其是未参与职工社保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第五，注重发挥公共投资的力量，补齐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提升服务质量。应顺应人口形势变化，增加优质养老床位供给，重点发展护理型床位；推进医养结合，提升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发展智慧养老，运用信息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同时，应大幅增加人均体育场馆面积，完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丰富文化服务内容；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均等化；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这些服务领域供给存在公共性，社会力量难以独立承担供给任务，公共投资应发挥引领作用，配合、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服务供给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