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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简单介绍了陪诊业务，就是人老了需要去医院预约、挂号、看病、取药，还有住院陪床等等，这些都算陪诊，不过陪诊主要指在诊断阶段，在疾病发生前后所需要的陪同与协助。除了前面举的例子，实际上陪诊不仅仅包括刚才讲的挂号、看病、取药这些事。具体来说，陪诊首先包括老年人这类人群。年纪大了自己行动不便，需要有人搀扶、帮忙，这属于陪诊。另外还有一类人群，比如领导干部或者富裕阶层。他们到了医院，在当地可能有自己的资源，也有家人陪伴，但假如病情比较重，可能需要去大城市甚至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就医。这时候他们就需要有一个熟悉情况的人陪同，协助获取各种医疗服务，联系医生，并且在诊断结束后帮忙拿药、安排住院或手术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陪诊服务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种服务究竟由谁来提供？是护工，还是有资源的人，或是与医院有关系的人？其次，陪诊过程如何收费？收费应该高还是低？对于富裕阶层来说，费用可能不是问题，这属于高端服务范畴；但对于普通家庭，陪诊服务虽能省去挂号、排队的麻烦，他们是否愿意且能够承担这笔费用，是否也能享受到相应质量的服务，这又是一个问题。再者，陪诊服务本质上是一种中介服务，需要中介平台来承接。因此，这个中介机构能否提供优质服务，也是陪诊服务发展的关键。所以，陪诊服务需要有人来提供，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第一，如何找到可靠的陪诊机构？第二，费用是多少？第三，服务质量如何保障？

　　实际上，在我接触一些陪诊机构和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过程中，我发现陪诊服务的首要环节并非直接陪伴就诊，而是对病人的整体病情和需求进行分类评估——他应该去什么级别的医院，找什么类型的医生？因为这涉及到医疗资源的合理调配。如果只是小病却非要找知名专家，成本就会很高。因此，陪诊服务背后其实是一个服务分解与匹配的过程。这要求提供者既懂医疗，又了解病人的生活状况，还要懂得如何进行资源分配。这一点对陪诊服务的要求比较高，所以陪诊不是简单地“找好医生、花最多的钱看最难的病”，不是这种概念。当然，对一部分富裕阶层来说，可能不在乎费用，核心是购买最好的服务，费用也会更高。

　　由此产生的问题包括：第一，如何区分病人的消费层次？如果病人经济条件较差，可能根本无力承担陪诊服务；如果是高净值人群，他们则需要考虑如何获取可靠信息，找到值得信任的陪诊机构与医生，并获得相应的服务。因此，各个环节都需要打通。这必然需要一个从混乱发展到规划化、规范化，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现实也正是如此：目前很多人提供的陪诊服务属于高价类型——通过为高收入人群提供找医生、对接资源的额外服务来收费。同时，也有一部分陪诊服务是通过社区或子女来实现的。这两类模式差异明显。

　　严格来说，陪诊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服务。比如，一些银行为高净值客户提供资产配置服务，也有一些专门的陪诊服务平台通过APP提供服务，这些都是可以专业化运作的。但要想做大，很大程度上与医院管理是否严格、医生资源是否丰富有很大关系。我的观点是，陪诊服务本身很难做得很大，它往往成为大企业、银行或平台所提供服务的一部分。他们通过为高净值人群提供这类服务，来获取其他资源的整合权，从而建立更高质量的关系，获得更多商业机会和价值。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至于普通老年人，年纪大了需要的陪诊，如果是子女陪同，那不算市场化服务；如果是护工陪同，那主要提供的是体力协助，服务过程基本不涉及医疗资源对接，只是对老年人照护的一种补充。这类服务需求可能会比较大，就像现在的家政服务一样，市场空间广阔。所以我们可以把陪诊服务分成两类：中低端服务和高端服务。高端服务收费高、利润大，但规模很难做大；而中低端的人员护理服务，可能会发展得比较好，服务空间也非常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

　　元旦将至，为确保安全，洛阳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大型群众性活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市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在“跨年夜”及元旦假期期间将对洛阳全域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现场进行安全管控，切实保障全市社会秩序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范拥挤、踩踏、爆燃、火灾等事故发生。